获取秘密文件如挥羹取物

A 是国家某部委的副司级干部，敬业干练，能力很强。她的丈夫B 过去在某国家部委杂志社做副编审，三年前辞职后到某国驻京代表处任项目经理。A 生于1950年，B 生于1949年，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干部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两个人，却走上了泄露国家秘密的人生歧途。

2000年9 月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B 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。而B 向境外非法提供的秘密文件，全部来自于他的妻子A

请看他们的交待。

B 的交待：“我到某外企公司后，主要有三项任务：一是负责公司内所有涉及中文编辑业务的终审核对工作：二是充分利用我过去的社交关系网尽量收集对公司有用的经济信息；三是做好公司各种资料的整理与管理工作。一开始我一直忙于编纂公司的法规，无暇顾及后两项分派给我的任务，因而遭致老板的强烈不满，威胁说如果仍不改变工作现状，将下考虑与我签订正式合同。我压力很大，决定寻找时机摆脱窘境。”

不过，B 知道自己用不着费多大力气。要文件？找自己的妻子就行了！过去A经常带文件回家，并且凡是是A 可以看的文件他都能看，凡是A 知道的信息他也都可以知道。夫妻二人如此“信息共享”多年了、就算现在他在外企，“一家两制”，但他知道，只要自己需要有关信息，他的妻子一定不会拒绝。不出B 所料，很快，A 下班后就将机关的文件传阅夹带回家。B 像往常一样随意翻阅，并将文件带到了他所在的外企公司！

“我将文件带到公司，因为是头一次将带有红头标志的文件复印，伯被人查出来，我特别将每份原件的首页复印后，用修改液将印有某部委的有关字样徐掉，重新复印一张，并将原首页的复印纸都撕碎后扔到垃圾桶中，最后将经过处理的十份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板，立刻受到了他的赞扬与肯定，并明确指示我今后仍要用此方法替公司获得有用的经济信息。”

明知复印红头文件是不正当的，却掩耳盗铃般将红头文件用修改波进行处理，且一次就复印文件达十份之多，这哪里像一个曾受党教育多年的人，连普通老百姓应有的国家意识都没有了。

正像B 自己说的，进入外企后，‘’由昔日努力为国家做贡献，变成今天替资本家打工卖命。“

当然，“资本家”也没亏待B.B 的薪水很快涨了上去，他的胃口也被吊了起来。按照“资本家”的指示，他开始点着名地要A 帮他找文件，而A 为了自己丈夫的前途，为了让丈夫的薪水再攀新高，她尽心尽力，有求必应！

A 的交待：“B 进入外资公司后，我一直没有意识到他的身份已变，还像他在某部委我们共同进行政策研究一样，信息共某年某月，我由于要紧急完成领导讲话的任务，晚上要加班。于是将某某文件传阅夹拿回家去看。B 看到后翻看了文件，并提出有几份要拿去看看。事后，他将文件还给了我。

某年春节前后，我将中央领导讲话（复印件）带回家，B 看后。还给了我。“不排除有因工作需要，带文件回家的情况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是B 要什么，A 就想方设法帮他找来，甚至不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文件，她也跑到档案室借出来复印后给B.“某年某月，我从处里借了一批文件，带回家……

某年某月，我将办公厅传阅件拿回家，B 翻看后提出要看其中两份文件，我在机关复印后，拿给了他。。某年某月，B 提出要看中央某号文件，几天后，我从研究室档案柜中找到此文件，连同某文件一起复印后，用大信袋带回家…就这样，一次两次无数次，A 随意地将文件带回家，轻松地将文件复印，甚至专门到档案柜中寻找B 需要的文件复印；而B 转手就将这些文件提供给了外企公司，有的竟传真至境外！

案发后，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B 在代表处的办公室进行公开搜查，发现3 份机密级复印件，同时在公司员工公用资料架也发现了某机密文件及公司指示B 搜集该文件的有关传真件。

经过对该代表处的公共区域进行公开搜查，发现另外3 份机密级、2 份秘密级文件复印件。

让我们共同思考

不想就此案说更多的话，只想把事实摆出来，让我们共同思考。

先看一下A 自己对这件事的认识：“写上边这些情况发生的过程时，我的心情十分沉痛。自己作为一个工作这么多年的干部，领导对自己十分信任，而我却辜负国家组织对我的期望，将国家大量的极其重要的机密文件和信息泄露出去，触犯了国家的法律，这是犯罪行为。

由于我长期以来，放松了对自己思想意识和世界观的改造。

法制观念淡薄，认为自己没有守不守法的问题，只是工作水平高低、工作质量好坏问题。

由于我工作特殊，任务重，很多工作时间要求又紧，在工作忙的情况下，将文件带回家；B 进入外资公司后，我由于政治敏感性太差，还认为他同以前一样；由于法律观念太差，把文件当做研究资料，B 要就给他，认为他是研究一下，我虽然不是有意的，但我触犯了法律，可悲的是，我触犯了法律，自己还不知道。现在想起来太痛心了。我深深地认识到：法律的庄严和严肃性。法律无处不在，必须时时刻刻以法律为准绳，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，才能做一个最起码的守法公民。“请注意这样几个细节：A 可以非常方便随意地复印文件，并大大方方地将文件传阅夹带回家。不知还有多少领导像A 这样视带文件回家如家常便饭？不知还有多少单位的文件能够如此自由地出入？

在案发后该部委的报告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某月某日，我单位组织清理了文件，未发现机要文件丢失的情况，同时在机关重申了保密工作的各项规定。”在文件可以随意复印，文件传阅夹可以随便带出单位的情况下，检查文件是否丢失其实已没有太多的意义，重申的各项规定如果仍然缺少监督检查，也不过是一纸空文。如何将保密管理落到实处，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问题。

多年来，A 、B 二人就长期共享“信息”，也就是说，尽管他们的职务不同，所在单位不同，但只要是A 知道的东西，B 都可以知道。甚至想看什么文件A 都可以帮B 找到。从“B 进入外资公司后，我由于政治敏感性太差，还认为他同以前一样”这句可以看出，直到案发，A 也没有意识到以前那种“信息共享”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

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，特别是“一家两制”情况的出现。对重点涉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变得更加重要。如何才能抓出实效？

在A 看来，文件只是“研究资料”，全无一点国家秘密的概念。政治素质如此之差的干部，案发后竟然还有人强调她工作出色。能力强，并试图使她继续在该重要岗位任原职！这其中反映出的问题远比案件本身更耐人寻味。

掩卷深思，有太多的话要说。关于保密规章、关于领导干部保密责任制、关于干部的政治素质、关于国家意识与公民义务、关于泄密查处……还是把诸多的问题留给大家讨论吧。期待着通过对此案的讨论。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，使仍然存在着泄密隐患的单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，未雨绸缪、堵塞漏洞！